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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漢會戰:人類抗擊疫病的一場史無前例超級行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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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圖:醫護人員為新冠肺炎患者進行CT檢查。 中新社發 高翔 攝

  武漢會戰

 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劉遠航 黃孝光 李明子

  凌晨3點鐘,來自江漢區各個街道的轉運車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門口陸續停下。這是2月6日夜里,臨時改建的武展方艙醫院剛剛落成,社區隔離點里的部分輕癥患者連夜被轉移到這里,迎接他們的,是剛剛組建的外地醫療隊。

  雨一直沒有停。王軍是江漢區唐家墩街道的一名轉運司機,他的同事原本只負責接送1位患者,結果從隔離酒店下來了14個病人,一直忙到凌晨4點,防護服都濕透了,已經失去防護效果。王軍接了班,繼續送患者去方艙醫院。天漸漸亮了,部分患者并不符合入駐要求,也有人不滿意里面的條件,他只好把他們原路送回。

  這趟任務結束時,已經是晚上11點半。王軍穿著防護服,癱坐在那輛貨車改裝的轉運車里。這些天來,他一直往返于方艙醫院、定點醫院和社區隔離點之間。從車里往外看,他看到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的物資車停在方艙醫院外,輕癥患者們從轉運車里下來,每人手里都拎著大包小包,等待醫護人員的篩查。

  這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役。

  極度緊缺的醫療資源,不斷增長的確診人數,交叉感染的安全隱患,還有到處彌漫著的恐慌心理,都是擺在面前的挑戰。最初由一些學者提出的全面排查和分層隔離的建議,逐漸成為社會共識,最終轉化為一場超級行動。

  1月27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抵達湖北省武漢市,落實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部署要求。2月2日,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會議,要求對所有疑似患者進行集中隔離。

  短短數日,文件由中央下達到地方,層層傳達,直至這套行政系統的神經末梢——武漢市的每一條街道與每一個社區。

  2月6日,3所方艙醫院在兩天之內就改建完畢,開始接收確診的輕癥患者。很快,武漢方面又宣布,方艙數量從最初的3所迅速擴到15所。與此同時,全國的力量也被組織和調動起來,各地醫療救援隊源源不斷地奔赴武漢。

  此時,距離疫情最初的暴發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時間。很多人都在關注著,這場由上而下的國家行動,能否在一直忙亂的防控戰場中趟出一片平緩地帶,為局面的好轉贏得機會。

  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、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指出,眼下,武漢大決戰的序幕不過是剛剛拉開。目前仍是發病人數快速上升的階段,部分病人還未得到確診而散落在外,估計防控措施真正起效,要待兩大“神山醫院”全部收治、確診病人完全隔離后1~2周的時間。屆時,疫情的平臺期和拐點是可以到來的。這位直言不諱的臨床醫學專家認為,目前還是“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”。

資料圖:社區全體工作人員參加疫情防控24小時值班。泱波 攝

  全面動員

  剛開始接受采訪的時候,周念平說自己“快要死了”。他是武漢市硚口區某社區的主任,年紀三十出頭。社區只有8個工作人員,要服務一萬多名居民。物業一直沒開工,社區工作人員要包打一切,發過一次防護服,但“比紙還薄”,平時只有口罩。一天前,一個確診病人因為住不進醫院,到社區辦公室鬧,摘下口罩到處吐口水,說要跟他們同歸于盡。

  “我其實一點也不怕,甚至巴不得被感染。我們現在就算身體扛得住,但精神和心理也扛不住了。過年一天都沒休息,接下來還要24小時值班,到這時候,身體也快熬不住了。”周念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  位于武昌區水果湖街道的放鷹臺社區,在疫情暴發之前有15名工作人員。春節來臨那段時間,大家都還在忙著組織各種社區惠民項目,包括百家宴和老年人生日會。疫情發生之后,工作人員不斷減少,有的是因為老家封路,無法進出;有的父母病重,無法脫身;還有的是自己出現了發熱癥狀。現在,這里只剩下7個人堅持工作。

  減員超過半數,社區書記只能身先士卒,事無巨細,包括攙扶發熱居民上救護車。1月29日,這位社區書記也感染了,隔離在家。壓力全部落在了副書記余娟身上。“現在新增的疑似病例都是因為家里有確診的患者,密集接觸之后家屬也出現了發熱癥狀。但問題是,確診的病人沒有地方去,安排不了醫院。”余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  醫院床位的短缺,是癥結所在。很多居民想盡辦法,四處托關系,但仍然一“床”難求。一位女子在小區陽臺上敲鑼,為病重的母親求助,希望可以住進醫院。這段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,而類似的事情每天都在武漢發生。

  在余娟看來,混亂的秩序加劇了本就緊張的局面。就診流程不清晰,無論是確診患者的住院,還是疑似病例的診斷,還有出現發熱癥狀的居民,都被要求來社區開證明。

  余娟說,社區工作人員是“當爹又當媽”。這在所難免——社區是城市實施網格化管理的基礎,是傳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。網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上海市2003年在抗擊“非典”時的管理經驗,具體做法就是將轄區按照一定標準劃分成若干個網格,通過對網格巡查、監督主動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。

  余娟也接到過上面下發的“告市民書”,留了“888”開頭的熱線電話。她曾經拿著喇叭在社區里宣傳這份文件,說有需求就打熱線。但后來居民們紛紛反映,這個號碼不是占線就是轉接中,根本不起作用,最后還是找到社區頭上來。

  基層工作人員面對的,還有社區居民在恐慌心理作用下的各種行為與反應。有的疑似病人在隔離期間溜出酒店,偷偷跑到醫院做檢查,檢查結果沒事,卻謊稱自己病重,半夜打電話給社區要求安排車輛,接自己回去。也有很多居民本來只是普通感冒,卻堅持去定點醫院做檢查,結果被交叉感染。

  個別市民還有更“奇葩”的行為。有的老人雖獨自生活,但子女就住在附近小區,也要求社區為其買菜購物,甚至對商品的牌子有明確要求,需要跑好幾個地方才能買到。

  基層社區的困境只是武漢疫情防控的一個縮影。武漢負責收治重癥病人的定點醫院已經人滿為患,超負荷運轉。更令人揪心的是,不斷有醫務人員被感染,醫護減員情況嚴峻。

  1月22日,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被確診為新冠病毒肺炎,如今仍在隔離病房接受治療。黃朝林不僅一直奮戰在抗疫一線,其間還在《柳葉刀》雜志上發文,解析了武漢最早一批41例病人的情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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